――放射化學家楊承宗的一個世紀
科技時報 2010年07月05日 A1版要聞
本報記者 肖潔
他是伊萊娜?約里奧-居里夫人的高徒,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婉拒了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每年55萬法郎的高薪聘請,帶著老居里夫人親手制作的10克珍貴的鐳標準源回國。
他為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鈾原料的制備作出過巨大貢獻,是我國放射化學的學科開拓者和奠基人,為了事業甚至付出失去光明的代價。
他是碩果累累的教育家,曾任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也是中國第一所自費走讀大學的創始人,許多弟子蜚聲國內外。
可由于種種原因,他既不是院士,也沒有戴上共和國勛章。對于榮譽得失,他的心總是平靜:“事情做出來就好,別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是著名的放射化學家楊承宗。走過一個世紀的光陰,今年楊承宗即將迎來百歲壽辰。
滾燙的赤子情懷
1911年9月5日,楊承宗出生在江蘇省吳江縣一個鄉紳家庭。
1932年,楊承宗以7門全是“最優”的成績從上海大同大學畢業,兩年后他來到當時的國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鐳學研究所工作。時任該研究所所長的是嚴濟慈先生,從此他們開始了半個多世紀的師生情誼,也決定了楊承宗一生的事業。
1936年,受嚴濟慈先生之托,楊承宗到上海法租界單槍匹馬籌建“中法大學鐳學研究所實驗室”。1944年,楊承宗拒絕汪精衛漢奸政府的“接收”和引誘挽留,義無反顧地離開了在戰亂中投入8年心血、親手建設的實驗室。
1947年初,經嚴濟慈先生推薦,楊承宗留學法國,師承伊萊娜?約里奧-居里夫人。在居里實驗室,楊承宗抓緊時間探索未知世界,幾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幾個小時。
在幾乎集中了世界頂尖級原子能專家的居里實驗室的熏陶下,楊承宗逐漸成熟。他系統研究了元素周期表的第Ⅲ、Ⅳ、Ⅴ、Ⅵ族較難分離的一些化學載體元素,研究成功了用離子交換法從大量載體中分離出極微量的放射性核素的方法,應用于化學性質極為相近的放射性核素之間或對其載體元素的分離濃集。不久,此法因在稀硫酸溶液中可形成復合鈾酰陰離子濃集低濃度的鈾而得到廣泛應用,逐漸發展成為中國乃至世界從礦石中提取鈾工藝的普遍方法。
1951年6月,楊承宗順利通過了約里奧-居里夫人主持的論文答辯,獲巴黎大學博士學位,其論文被評審團評為最優秀級。在為他舉行的祝賀酒會上,居里實驗室的學者們按照慣例,用平底燒杯盛滿香檳互相碰杯。無比激動的楊承宗心底想得更多的,則是如何回到魂牽夢繞的故土,用“鐳”和“鈾”來實現他的理想,為新中國的建設施展才干。
當月,楊承宗收到了錢三強先生從北京發出的電報,希望他及早回國。他馬上決定放棄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高薪續聘。
時任世界和平理事會主席的約里奧-居里先生聽說楊承宗要回國,很誠懇地對他說:“請轉告毛澤東,你們要保衛世界和平,要反對原子彈,就要自己有原子彈。原子彈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彈的原理也不是美國人發明的,你們有自己的科學家嘛。”楊承宗意識到,在當時朝鮮戰爭時期,這是對世界和平真正負責的表態,不單是對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是對中國人民的信任。
楊承宗在法國開始了“瘋狂大采購”。除了錢三強先生輾轉捎去的3000美元外,楊承宗毫不猶豫地墊上了自己在法國省吃儉用存下的全部積蓄。他的回國行裝是整整13個大木箱、鐵皮箱,滿載的全是國內緊缺的實驗器材與資料。
楊承宗乘坐的輪船抵達香港后,有合法簽證卻不能登陸,他因為是中國人而受到英國警察的“特殊關照”。楊承宗等人被強行帶上英警巡邏艇坐在甲板上,一個荷槍的英國警察叉開雙腿站在他前面。霧氣蒙蒙的海面上,楊承宗透過英警的皮靴正好望到被英國掠去的香港。巡邏艇搖曳著前行,凄風苦雨中的香港像一個可憐的孩子在瑟瑟發抖,一陣屈辱感頓時襲上心頭,楊承宗默默地取出相機,按下快門,拍下了這令他終生難忘的“胯下之辱”。
輾轉回到北京后,楊承宗去蘇州鄉下接妻兒,卻見到一大疊欠賬單。他沒找國家索還那筆墊款,而是賣掉了心愛的蔡司相機和歐米茄手表來還債。此時,他每月的工資是1000斤小米。
沒有勛章的功臣
楊承宗回國后先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錢三強所長請他擔任該所第二研究大組的主任。當時該所的科研工作分為四個大組,第一大組的主任是趙忠堯,第三大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組的主任是彭桓武。
那時的近代物理所核物理人才不少,但精于放射化學的唯有楊承宗一人。面對西方國家的封鎖,楊承宗親自編寫放射化學方面的教材,在所里開設“放射化學”和“鈾化學”等專業課,為那些從來沒有接觸過放射化學的大學畢業生們系統講授放射化學專業理論知識和實驗技能;后來又在核工業部技術局、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授課,精心培育了我國第一代放射化學中堅骨干。他親自主持設計并籌建起新中國第一個放射化學實驗室,被稱作放射化學小樓,是當時國內唯一能進行放射化學操作的實驗室。
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從事放射化學的專業人才已從僅他和郭挺章及幾位年輕大學畢業生,發展到兩個研究室30多人。楊承宗親自出任兩個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請到剛剛組建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任放射化學和輻射化學系系主任。
當黨中央確定研制“兩彈一星”的目標后,中科院動員了當時幾乎全部的科研力量的精華,承擔“兩彈一星”的前期基礎性和關鍵技術的研究任務,向國防科研部門輸送了包括整建制的原子能研究所在內的一大批最優秀的核科學家。楊承宗和很多著名的科學家一起,從此踏上“秘密征程”。
1961年,二機部部長劉杰親自把楊承宗安排到二機部五所(鈾礦選冶研究所)任副所長,主持業務工作,以頂替剛剛撤走的蘇聯專家的工作。
當時,五所科研設備非常簡陋,防護條件極差,許多非標準設備和部件都要靠自己設計和加工。時值三年困難時期,糧食不夠吃,不少人得了浮腫病。全所員工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克服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困難,同舟共濟、工作熱情高漲。為了組織技術攻關,楊承宗從中國科學院調來幾位技術骨干,并從中國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畢業生中挑選優秀人才,還成立了以楊承宗為主任的所學術委員會。
從1961年到1964年間,楊承宗帶領五所這支平均年齡不足30歲的年輕科技隊伍艱苦奮斗、勇于創新,創造了中國核工業生產史上一個又一個奇跡。五所自己動手,建成一個鈾冶煉生產實驗廠,在我國第一批鈾水冶工廠尚未建成的情況下,經過三年多的日夜苦戰純化處理了數百噸重鈾酸銨,生產出足夠數量的核素純二氟化鈾和四氟化鈾。取得具有國際水平的科研成果數十項。其中一項,可把鈾的化學流程縮減四分之一,生產中可節省資金上億元。這一階段是五所取得科研成果的鼎盛時期,但這些成果由于保密原因而不能發表。楊承宗帶領五所科技人員提前三個月完成了核鈾原料的制備任務,為第一顆原子彈成功試爆作出重要貢獻。
二機部下文給研制原子彈有功人員晉級嘉獎,但由于楊承宗的行政關系隸屬于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不屬于二機部,盡管他為此立下了汗馬功勞,卻與此次嘉獎晉升無緣。他從來不對別人提起此事,即使是子女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才知道。
楊承宗的學生李虎侯教授說,爆炸一顆原子彈需要1公斤左右的鈾235,鈾235在鈾中只占千分之七,而鈾在鈾礦中又僅占萬分之幾,因此至少需要幾千噸鈾礦石才能煉成1公斤鈾235,這其中的關鍵技術就是在楊承宗領導下的五所研究出來的。
楊承宗不僅能在當時條件極為落后的情況下用相對簡便的方法解決這樣復雜困難的科學問題,而且對本領域的未來還具有敏銳的洞察力。我國鈾礦資源貧乏,而釷礦相對豐富,早在上世紀60年代楊承宗就想把釷232經中子照射變成鏷233,由鏷233再衰變成鈾233,以開辟核燃料的新途徑。這一命題現在仍屬攻關課題。同樣是上世紀60年代,針對我國鈾貧的問題,楊承宗提出能否通過地浸、電浸、堆浸的方法來解決;當時正值“文革”,有人譏諷他的這些超前意識,說他要“電解地球”。然而30多年后,我國采用的主要提取鈾的方法就是地浸、堆浸法。
桃李芬芳
多年的科研和教學生涯中,楊承宗為人師表、愛護和提攜后進的長者風范給他的許多學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解放初期,楊承宗曾帶領四個年輕人對協和醫院抗戰時期被日軍破壞的鐳輻射源進行修復。其中最為危險和困難的一項工作是將盛裝鐳溶液的玻璃瓶重新與整個系統連接。當時的玻璃瓶已經老化變脆,必須打開保險柜,在伸手可及的距離,在鐳溶液高強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進行玻璃的熔接。
楊承宗認為這項工作太危險,不分配給任何一個年輕人,而是由他自己動手來完成。在操作時,身材高大的楊承宗叮囑弟子不要站在他旁邊,而是站在他背后,這樣他可以用身體為弟子擋去一部分射線。
“站在他的身后,我們只能看見他的肩和背。時間不長,楊先生就完成了這項工作,但在這短短的時間里,那為我們遮擋射線的寬厚的肩和背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楊承宗的學生曾深情地回憶說。
這是國內最早獲得的人工放射源,它為中子計數管的研制和開展中子在水中遷移等中子物理研究創造了條件。楊承宗卻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10年后,由于當時近在咫尺受到大劑量放射源的照射,他的右眼視網膜剝離,最后失明,另一只眼睛視力也大幅度下降。但是他自己并沒有因此后悔。直到現在,人們看到這位百歲老人談笑風生,不了解底細的人,誰也不知道他的右眼是完全失明的。
十年浩劫期間,楊承宗也受到了無情的沖擊,他隨著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下遷隊伍到了合肥。浩劫結束后,1978年11月楊承宗被任命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副校長,他又抖擻精神,為恢復和重建因下遷使教學和科研都受到重創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奉獻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才華。
1979年4月,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化學會工作會議期間,成立了中國化學會核化學與放射化學專業委員會,選舉楊承宗為首任主任,吳征鎧和汪德熙為副主任,并制定了《放射化學學科規劃(草案)》。同年11月,楊承宗兼任中國核學會核化學與放射化學學會理事長和中國計量學會電離輻射計量委員會主任委員。
這一年,已近70高齡的楊承宗在安徽省高教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聽有的代表談到自己的孩子只差0.2分沒考上大學,他的心情難以平靜。0.2分,不同老師判卷的誤差也遠遠大于此數,然而一榜定終身,就會影響孩子一生的選擇。
楊承宗打了一個比喻,正規大學挑走了“奶油”,剩下的“牛奶”還有用,可以吃。能不能創辦一所大學把這些取走“奶油”的“牛奶”留下來發揮作用,不要浪費掉?就在這個會議上,楊承宗提出了在不增加國家負擔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安徽省高校現有師資、設備,創辦一所自費走讀大學的大膽設想。
已是古稀之年的楊承宗利用安徽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的身份到處呼吁,省、市委及各高校也為此積極行動。1980年,全國第一所新型模式的大學,以聯合辦學、自費走讀、不包分配、擇優推薦為辦學方針的合肥聯合大學成立了。楊承宗被任命為合肥聯合大學首任校長。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尚未肅清的年代,這一創舉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贊譽,成為當時科技教育界的一大新聞。
該校建校近30年來,現已發展成為一所擁有20多個院、系,在校生15000多人的頗具影響和實力的特色院校,正源源不斷地向社會輸送各類專門人才,合肥聯合大學現已更名為合肥學院。
如今,將滿百歲高齡的楊承宗和女兒女婿生活在北京中關村的中科院宿舍區,每天保持規律的起居生活。他仍然樂觀豁達,思維敏捷,無時無刻不在關注著祖國科學事業前進的步伐。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曾在楊承宗90壽辰時為他題詞:“科技創新、功勛卓著、奉獻人民、品德高尚。”他的同事和學生們認為,這正是對楊承宗科學生涯的凝練和總結。從他身上,人們可以看到居里精神在中國的弘揚,這就是崇尚科學、科學無國界、科學服務社會。楊承宗對我國核科技事業的發展和高素質人才的造就作出了許多開拓性、創新性的貢獻,而他的淡泊名利和愛國情操也為我國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樹立了榜樣。